2015/06/05瑞士华人旅游联合总会 黄正平



那是前几年的事了。国内西南地区一位七百万人口城市的市长Z来瑞士,要去访问一个七百人口的村庄,叫做里德。虽说人口相差一万倍,但是在理论上双方是平级的。因为瑞士在行政体制上是三级制:联邦(国家)、州、市。一个村庄也叫市,直接受州管辖,也就与国内的省辖市相等了。

里德位于海拔一千三百米的半山腰,是从位于平原地带的马蒂尼到海拔二千四百多米的大圣伯纳山口的中间地带。此地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形成村落,到十九世纪时归入瓦莱国(现在叫瓦莱州)。它附近的韦尔比耶是闻名世界的滑雪胜地,到冬天时,人满为患。既然是山地、雪场,就少不了有滑坡、雪崩的灾害。我们的Z市长来这里就是以当地政府如何组织抗灾、救灾为考察名义的。我则被请去做翻译。

当代表团来到村公所,或者说市政厅时,村长(即市长)杜邦先生已经在门口迎接了。两位市长紧紧握手,照相机闪光频频射出,记录下这个重要场面。如果从两地的遥远、体制的差异来说,这可真是历史性的握手。

公务谈完,双方开始闲聊。Z市长问:“你们这里山清水秀,应该出过名人吧?”杜邦说:“瑞士到处是美景,但人口少,名人也就多不起来。不过经过这里的名人倒不少,比如说拿破仑。”Z市长来了兴趣:“拿破仑也到过?”杜邦回答:“对。那是1800年,拿破仑远征意大利米兰,打这儿经过,在我们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的早餐就是在这个屋子里用的。”Z市长和其他中国客人马上打量起这个屋子来:斜屋顶,橡木窗,巨大的封闭式壁炉,是典型的瑞士山区风格的建筑。房子其实很普通,但既然拿破仑在此用过早餐,它就有了某种神秘感。

“有意思,”Z市长说,“能在拿破仑到过的地方坐坐,也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意外收获啊。”他转身对随行的秘书小崔说,回去写报告时别忘了把这写上。

“还有什么名人来过?”他又问。
杜邦市长说了个名字:Stendhal。
“谁?”做翻译的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道。
“就是写《红与黑》的那位。”杜邦回答说。
我怔了一下,竟有点激动起来:“啊,是司汤达,他怎么会来这里?”
“他是来追拿破仑的军队,正好在这村子里赶上。”
“他追拿破仑干嘛?”
“要跟着拿破仑去打仗……”

和杜邦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忘了翻译。看到中国客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对话,我才想起自己的职责。赶紧对大伙说:“是司汤达,《红与黑》的作者,他是跟着拿破仑一起来的。”大家哦了一声,又聊起别的事来。我却变得心不在焉起来,脑子里一下被两个名字给塞满了:拿破仑,司汤达。



先说拿破仑。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列强争霸,战事连年。先是奥地利军队大举入侵意大利,意大利向盟国法国求救。1800年,拿破仑决定远征,发动意大利战役,意在驱逐奥军,解放意大利,同时建立自己的霸权。他先派遣部将入意,一直打到热那亚,结果却被奥军团团包围,陷入险境。消息传来,拿破仑大惊,亲自领兵四万,御驾亲征。

形势紧迫,贵在速行。从巴黎到热那亚有几条道路可走,最近的是从瑞士马蒂尼翻越大圣伯纳山口,再经米兰直下地中海。但是大圣伯纳一带山高路陡,是几条路中最难走的。拿破仑犹豫再三,最后救援心切,遂下令:就走这条道。

这年5月,拿破仑带领大军,从巴黎出发,经日内瓦到马蒂尼。一路算是平坦,但再往前就是通往大圣伯纳山口的陡路了。时值正午,有人提出在马蒂尼这个还算比较大的城市宿营,休息好了第二天可一鼓作气翻过山口。拿破仑不同意,认为天时尚早,尽快赶路方为正事。于是部队稍事休息,便又登上征程。

从马蒂尼一出城,山势便急剧上扬。盘山路像无穷无尽的长蛇,蜿蜒而上,不见尽头。部队人马排成一长溜,在小道上艰难而行。傍晚时分,来到一起村落。一打听,村名叫里德。拿破仑看士兵已相当疲劳,又想起此地有一知名长老,可顺道拜访,便下令在里德驻营。于是便有了杜邦市长讲的情景。

再说司汤达。司汤达作为法国人,却很不耐烦他的同胞,只有拿破仑例外。他这样说: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凯撒之后最伟大的人物。他一直想当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士兵。当拿破仑亲自远征意大利的消息传来,他下决心入伍。至于他如何进入部队的,几本史书都没详细记载。一般的说法是他的表兄已在这支部队担任军官,由他介绍入了伍。只有一篇回忆录式的文章说到当时拿破仑部队已启程多日,年仅十七岁的司汤达情急之下,找来一匹骏马,奋起追赶,终于在半路上赶上部队云云。如果这个说法可靠,再联系到杜邦市长的介绍,可以认定司汤达就是在里德那里追上拿破仑部队的。入伍后,他被编入第六龙骑兵团,四个月后即被提拔为少尉。

拿破仑这次征战颇为顺利,攻占米兰,拿下威尼斯,最终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司汤达则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后来成为法国驻意大利的外交官。在那里,他深爱上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说,跟意大利人说意大利语时,你会忘了人性还有丑恶的一面;意大利人真诚,没有虚荣心,讲他心里想的话;贫穷对他们来说并不可耻.意大利人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说不上。在今天来看,但这些话所描绘的品性,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德了。




“文革”时,学校不上课,我是逍遥派,认识了我哥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编辑,与巴金是朋友,家中藏书无数。我老找借口往他家钻,在那里翻书。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红与黑》。故事本身精彩不说,文字和叙事方式更让作品变得刻骨铭心。读完后,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的感觉。普鲁斯特母亲教导他写作时,这样讲:写作有如炒菜、弹钢琴、接待客人一样,只要简洁、朴实、雅致就行。拿这三条标准来评价《红与黑》最恰当不过:干巴巴中透着高雅。

讲到“干巴巴”,这是司汤达反对“诗意盎然”时尚而自成一派的风格。他对斯达尔夫人一个华丽句子的尖刻评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斯达尔夫人这样表达:“整个罗马顿时鸦雀无声,有如许愿池泉水停止了流动。”司汤达叹道:“这句话足以把整个文学变作一场噩梦。”

后来又读到《帕尔马修道院》。先是大学外国文学课讲到这本书,记得老师介绍情节时卖了个关子,只说有个才貌出众的公爵夫人,暗恋上了她的侄子,然后就转到主题思想什么上去了。惹得有的同学心痒难忍,举手要求老师把这个情节“讲讲清楚”。

到瑞士来留学时,《帕尔马修道院》曾是一门课的阅读教材。我使用的版本有七百多页。书中前言说,这部长篇小说,司汤达只用了两个来月就完成了。由于怕笔端跟不上思路,他是一边口述、一边让人记录的办法写成的。这哪是写书,分明是“读书啊。这么随随便便就完成了一部杰作、巨作,真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对比福楼拜恪严谨、反复修改的写作特点,这又是一种无人可企及的境界。

司汤达真正意义上的名作其实就这两部小说,但就是这两部小说足以使司汤达与当时最受欢迎的其它作家(如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相匹敌,甚至超过他们。司汤达生前名声不大,最早发现司汤达的是巴尔扎克。他在读了《帕尔马修道院》后发表评论说:“《帕尔马修道院》是一部伟大而精彩的书。我讲这个话不是奉承,也不是因为妒忌,因为我真写不出这样的书。我的赞扬是绝对的和真诚的。”他又说:“对那些给了我们快乐的人,我们也要及时还快乐予他们,迟了都不行。”这就是提醒大家,别忘了鼓励司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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